“福利制度”乌托邦
一切都源于贪嗔痴。
但是我们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看，在20世纪上半世纪的欧洲，有一个报告叫作《贝弗里奇报告》是一切的祸根。
1942年英国发布的《贝弗里奇报告》提出覆盖全民的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社会保障体系，核心是解决贫困、疾病、失业、无知和住房五大社会问题，通过社会保险、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结合的方式实现全民基本保障。当时的丘吉尔为了保守党和工党能够达成合作共识、凝聚民心，接受了这份报告。但是丘吉尔本人是质疑这份报告的合理性。
之后，丘吉尔反对工党激进的福利扩张。但是，免费的福利，一旦开了口，就难以收回。毫无疑问，面对工党的鼓吹的高福利社会制度，民众的选票都投向了工党。
工党，（记住！又是万恶的工党）在1945年执政后推动该报告落地，建立国民医疗服务（NHS）、失业保险等制度，使英国成为首个福利国家。报告强调国家需承担最低生活保障责任，但更高水平保障由个人和民间补充。这一点，和现在澳洲的社会制度没有两样。政府支付最低的福利金，多余的部分由民众自行补充，或者通过私人保险。
福利制度有刚性的特征，一旦建立就没有办法削减。因为，选民不会投给反对福利制度的党派。于是，1950年到1975年，英国的社会福利支出，从GDP的4.7%，攀升到了GDP的29%。
为了维持高福利，欧洲政府极度依赖税收。众所周知，北欧的国家个人所得税（最高）超过50%。这样一来，就会形成“高税收” -> “产业链流失” -> “税基缩小” -> “更高的高税收”这样一个死循环。毫不夸张的说，澳洲也是如此，为了维持高昂的社会福利制度，澳洲的最低工资不断抬升（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够资格交税），澳洲的税务也越来越一刀切，且税率越来越高，最高的也达到了45%。
“高福利”驱赶了工业 —— “去工业化”
由于过高的福利，工业生产的成本在本国的留存成本就过高。
欧洲高福利的社会开支，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大幅增加。企业一方面要支付高昂的工资和养老金，还要支付高昂的企业税。在“最低工资”不断抬升的大背景下，1973年到1990年，英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5%降到17%。同期，社会福利开支，从19%增长到27%。这样逼迫英国本土的制造业企业，要么倒闭，要么外迁去人力成本更低的亚洲国家。欧盟钢铁业衰退：2008-2018年，欧盟粗钢产量下降35%，就业减少40%，同期中国产量增长65%。
此外，全球化的浪潮加速了资本和技术的流失。欧盟制造业的就业人数，从2000–2020年间，流失了越34%。企业也外流到其它国家。由于人力成本的增加，研发成本也逐年压缩，导致人才也开始逐步外流。中国在2000年加入WTO之后，迎来了外资来华投资的浪潮。欧盟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度逐年增加，零部件产业链也逐步空心化，向中国及其它亚洲国家转移。全球化指数：欧洲国家对外贸依存度从2000年的55%升至2020年的70%，但对工业品进口依赖度从30%升至45%
去工业化之后，更多的人从事第三产业，及服务型产业。比如，1990年到2020年，欧盟金融业占GDP从5%，攀升到22%，制造业占比，从20%，下降到14%。资本更倾向于投资周期短、回报高的金融业，而非实体工业。（说白了，就是大家都喜欢加杠，玩对赌，而非专注于搞实业）。最明显的案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，当时美国金融业利润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40%。说明大家都在玩加杠杆、钱生钱的游戏，而非实业兴邦、科教兴国。
此后，更可怕的是美国（以及欧洲）开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。（注意，这里是货币政策，不是财政政策）。美联储、欧洲央行纷纷印钱救市，虽然（特别是美国）加强了对银行业、金融业的监管，但是总的趋势是将杠杆越玩越大。
在这里要补充一句，美国去工业化并不是全产业链的去工业化，和欧洲不同的是，美国只是将底端制造业外迁，美国的航天、半导体、军工等产业，依然没有外流。
当然，关于去工业化，有人肯定会说，欧洲的产业链升级，以及自动化、AI创新，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参与工业生产。但是实际上，抛开剂量谈毒性，就等同于耍流氓。产业链升级，只是消灭了低级别技能岗位，但是创造了高级别的维护、研发、管理岗位。宝马工厂裁撤20%流水线工人，但是又新增了15%的机器人工程师岗位和数据分析师岗位。当工业就业人口低于一个临界点的时候，（比如欧洲的制造业就业率低于10%），那么其配套的实习工厂、配件物流、机械维修、工业相关职业教育等体系，都会萎缩。同时，也会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。
“左倾思潮”是高福利的终极形态
福利制度，催生了去工业化的进程。而工业化是一切经济的基础，上层的服务员都基于工业化这个基石。当好吃懒做、不劳而获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们理当创造某种“主义”来维持自己的正当性。
首先创造的是“绝对公平”的理念。社会资源开始逐渐向弱势群体分配，媒体也开始大肆宣传“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人道”等口号。左翼党派通过扩大福利、推动环保激进主义、移民（难民）优待主义，进一步挤压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。比如：接纳大量中东难民、巴黎奥运会匪夷所思的LGBT主题、美国黑人乔治·弗洛伊德之死，都被媒体大肆宣传，以响应当时的政治正确。
随着极左思潮的逐渐推广，福利制度将”生存权”异化为”不劳而获权”，传统劳动伦理开始崩塌。2023年，英国的就业与养老金部门统计的数据，长期病假福利申领人数达创纪录的260万，其中18-24岁群体占比激增42%。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尊处优，开始拿国家的福利。在澳洲，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力壮的人开始加入homeless人群的大军，也会发现越来越多的“慈善公司”开示崛起，比如Orange Sky、Infoxchange，诸如此类，这些国家财政的蛀虫公司。此外，澳洲公司的福利也越来越多，诸如早上的coffee run（全公司的人成群结队的去喝咖啡），一周三到五天的working from home，以及working from home的时候，极度flexible的time schedule，还有各种family first“人道”政策，诸如此类，让上班的人越来越懒散，越来越无法专注的上班。
推广后的极左思潮自然而然就开始发生癌变。于是，你会看到加拿大的印度人、墨尔本的印度人游手好闲的向政府要求必须颁发永久居留权。你也会看到各种无聊的且无理的罢工。你更会看到巴勒斯坦的游行。支持LGBT的游行、支持大麻的游行。总之，人们的贪心无限膨胀，从一开始，只是希望绝对的平等，到后面能够轻松安逸的工作，以至于最后，直接通过罢工、游行等要挟政府，索取各种不劳而获和各种荒谬的利益。
这样最终导致国家福利制度破产。而且，这一螺旋式的破产是不可逆的。举个例子，瑞典的马尔默市政府，已经宣布财政破产。
当欧洲各国街头充斥着”免费医疗””全民基本收入”的标语时，很少有人意识到，这些口号正在吸吮文明最后的生命力。历史从未有过不劳而获的乌托邦，有的只是被福利主义蛀空后轰然倒塌的文明残骸。
“当我们把生存权交给国家时，我们就亲手签署了自由的死刑令。”
—— 丘吉尔 1943年在内阁会议上警告